幫助孩子的人生向上攀登的嚮導——專訪SMD董事長雪莉布萊爾

幫助孩子的人生向上攀登的嚮導——專訪SMD董事長雪莉布萊爾


創古仁波切與雪莉布萊爾

雪莉布萊爾(Shirley Blair)已在SMD服務了近20年,

身為學校總監,她與學校校長一同營運學校的所有事務。

多年前,創古仁波切給予她指示,希望她能「盡力將學校變得最好」……。

受訪者:雪莉‧布萊爾(Shirley Blair)
採訪:堪布羅卓丹傑、蔣揚
英譯中:蔣揚
文字整編:JC
照片提供:SMD



計畫之外的緣分

蔣揚:請問您一直都是佛教徒嗎?您是如何遇見佛法、遇見仁波切的?

雪莉:有一年,創古仁波切來到加拿大給予大眾開示,但當時我的肩膀受傷,而且急診室的醫生又幫我開了藥效過強的止痛藥,所以在前往仁波切的開示法會時,我連續撞上了三根不同的柱子。根據別人說法,我還對柱子道歉了三次。當時,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仁波切的正前方,雖然我完全記不得仁波切開示的內容了,但我記得那時我心底想著:「喔!我真希望自己是一隻貓。這樣我就能坐在仁波切的膝蓋上,因為他真的帶來很大的安全感。」那時候,我的腦子應該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運作,所記得的就是從仁波切身上散發出的強烈慈愛。

後來,我搬到東京,在那裡當老師。從東京到尼泊爾只需要一天,但從加拿大就需要花上兩天或以上,所以我就滿常會來尼泊爾。SMD離寺院也很近,步行只需要六分鐘,所以我都會前去拜見仁波切。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仁波切是一位如此偉大的上師。他非常的謙虛,並且總是會給我們餅乾、茶點,有時還會邀請我一起享用午餐。但當時我完全不曉得仁波切的功德,所以還是照著自己的性格,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我常會經過學校,然後看著心想:「是我的話,我可能不會這樣去管理。」就是這種想法,導致最後我變成了學校的董事長。

接下來,我每年都會來尼泊爾參加仁波切的開示。有一年,我從仁波切的祕書葛洛莉雅那兒收到課程時間表,發現開示的日期有所變動。當時我還在日本教書,而在日本是很難請假的。雖然心存悲傷,我毫不猶豫直接提出辭職,然後就來到了這裡。

那時候,SMD的校長是喇嘛貝瑪策旺(Lama Pema Tsewang),而我只是負責協助聯絡贊助者、幫忙寫信給他們等等。有一天,喇嘛貝瑪打電話給我,從他的聲音當中,很明顯感覺得到他有點慌張。他說道:「雪莉,妳現在能馬上到學校來嗎?」我立即答應了他。 一般從我的住處步行到學校需要二十分鐘,但他聽起來真的很緊張且不知所措,所以我是一路跑到學校的。到了學校以後,發現一位來自瑞士的年長女士來訪。這位女士的舉止非常端正,但看起來態度非常冷漠。從她銳利的那雙藍眼裡,很清楚的看得出來她對喇嘛貝瑪已經沒有什麼耐心了。她並不會藏文或尼泊爾話,喇嘛貝瑪也只會說幾句英文而已。記得喇嘛貝瑪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他就說:「我不會說英文。」並露出了大大的一個笑容。他叫我來學校的原因,是因為這位女士正在尋找一間學校,想要贊助它。因為這次的經歷,我發現學校需要一位能夠協助學校與贊助者雙向溝通、協調的人。雖然那位女士嘗試表達她想贊助學校,但也許是語言的差異,兩人之間無法溝通,導致她開始感到不耐煩。到最後,很明顯的,如果有人能夠擔任溝通的管道,僧眾們會輕鬆許多。因此,我在學校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就成型了,這一切沒有經過特別的計畫。

.

蔣揚:您說到之前在東京教書,您的本職是老師嗎?

雪莉:其實我的學歷背景是英國和日本文學。畢業後,為了獲得教師證,我又回到大學進修。因為我一直都對日本禪宗很有興趣,回校的那年,我選修了一門有關日本文學的課程。雖然我從來沒有遇到一位禪宗師父,但我閱讀了很多有關禪宗的書籍。我還記得,應該是堪布卡塔仁波切說的:「金剛乘就像攀爬一座鑽石山,而禪宗就像是徒手抓鳥一樣。」

.

蔣揚:您還記得那一年創古仁波切在加拿大法會所開示的內容嗎?

雪莉:因為止痛藥的強烈藥效,那一年開示的內容,我完全記不起來了。除了記得自己坐在仁波切面前,其他完全記不起來。仁波切的面容我記得很清楚,但周遭的事物完全沒有印象。我只記得當時心想:「從這位老師身上,我感到強烈的慈悲心和安全感。」對於仁波切是一位如何戒律清淨的大德,我當時毫無概念。在那之前,我也只曾向一位格西學過幾堂佛法課而已。在拜見仁波切之前,我曾到過噶瑪三乘法輪中心(KTD)去見堪布卡塔仁波切。那時候我很緊張,認為自己要做點什麼,比如簽個約還是什麼的。但堪布卡塔仁波切只對我說:「妳並不需要做任何事。妳有在禪修嗎?」我回答有。他又問道:「禪修有沒有幫助呢?」我也回答有。最後他要我繼續練習禪修。聽完這些,我感到輕鬆許多。當時的我,覺得自己必須報名參加什麼課程之類的,就跟一般西方人的想法是一樣的。

.

蔣揚:您記得接下來再次向創古仁波切請法是什麼時候嗎?

雪莉:第二次就是在這裡(尼泊爾)。
.

蔣揚:您指的是仁波切每年在尼泊爾的開示嗎?

雪莉:是的,我想想看。應該是在1987年,或是1988年。


為學生尋找一切可能

蔣揚:請您簡短說明自己在SMD所擔任的職務,還有您的工作內容,譬如從早上到下午都需要做些什麼事?您每天的行程是怎麼樣的?

雪莉:其實,我整天都在忙著尋找資金。我們在27個國家都有贊助者,除了美國是由Debra Ann——非盈利組織喜馬拉雅孩童基金會(Himalayan Children’s Fund)的總監——在負責籌款,其餘都是由我負責。我們主要為學校所需要的器材、設備、資金等等在募款。這些募到的器材和物資等等,必須是在尼泊爾的國際邊界開放的狀態下,才能被攜帶入境。因為這裡會發生地震,所以也會募集防災設備等物資,同時也會募款獎學金。

這個月底,我希望能夠贊助一位學生到加拿大讀書。她將會是我們派去那所學校的第四位學生。那所學校是加拿大最大的寄宿學校。我通常都會選擇一些貴族學校,因為它們才有辦法支付我們學生所需的費用。我會向這些學校申請各種補助,包括飛機票、電話、筆記型電腦、醫療保險、住宿等等,因為這些我們都無法資助。

此外,我們學校沒有足夠的空間提供十一和十二年級的教育。尼泊爾跟其他國家一樣,學生都必須完成十一和十二年級才能繼續升學。在這裡,提供十一和十二年級教育的學校,都是盈利機構。另外,從山區來的學生沒有地方住宿,必須住在學校,但這裡的空間已經不夠了。所以我希望這位女生,能夠順利在年底前,飛往加拿大讀書。前三位學生的表現都十分優異,因此那間學校還以我們的名義設立了一筆獎學金,叫做喜馬拉雅領袖獎學金(Himalyan Leadership Award),每年能資助兩位學生,不過贊助對象不侷限於我們學校的學生。剛剛從那所學校畢業的一位學生,是喇嘛貝瑪策旺的外甥女。尼泊爾的山區缺乏醫療資源,所以當喇嘛貝瑪策旺的妹妹因病過逝,兩位姐妹就被帶來SMD。我們這裡有很多學生都失去了母親。那位剛畢業的女孩名叫天津,非常優秀,在桑洛根湖中學(Shawnigan Lake School)表現優異,後來獲得了加拿大的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全額獎學金。我們即將要送去讀書的這位女生,同樣也很傑出。


SMD
SMD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為學生們尋找獎學金和資金。一旦他們升上大學,他們的一切開銷都必須來自於獎學金或其他贊助管道。我無法從這裡籌款,尤其是為了那些要去美國讀書的學生們。值得慶幸的是,很多學生都會到世界聯合學院(United World College)讀書,在那裡的話,能夠申請到Davis全額獎學金。截至今年為止,我們在海外讀書的學生,大概有75位。有5位學生已經畢業回國了,而且有多名學生取得了碩士學位。這個月回來的學生,還會帶著她的先生一起回來;幸好她的先生是亞洲人,不然可能就不想回來了。這位學生選修的是民族植物學,並且他們兩位都會在這個領域裡工作。我們學校也即將出現第一位博士生,他來自多爾 帕(Dolpo),今年秋季剛考入博士班。所以,我們的學生都陸陸續續在返回尼泊爾。

當年尼泊爾大地震發生後,我們的學生都立刻主動開始幫忙籌款。當時在日本世界聯合學院讀書的學生有四位。那所學校的贊助商都是索尼(Sony)之類的大公司。學校的行政人員詢問他們:「你們為什麼在籌款?」學生們回答:「我們在為尼泊爾的大地震籌款。」日本人理解地震所帶來的災害,因此決定協助他們。僅僅是這群在日本的孩子們,為了損失了一切的尼泊爾鄉民,籌到了美金9萬元。其他在海外的學生也同樣都幫忙募款救災。一位在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Oklhahoma State University)的女生,獨自一人在學院大廳內擺了一張小桌子,使用筆電播放有關SMD的影片和一些地震相關的資訊,光這樣就籌到了2千美元,真令我感到敬佩。

我的每一天都環繞在尋找資金、物資、獎學金,以及很多的聯繫和溝通。同時,我也會撰寫提案,還有學校網站的內容等等。


為黎明承受黑暗

蔣揚:您在SMD學校服務之期,遭遇過最大的困難是什麼?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克服那些難題的。

雪莉:我所遇到的難題是與尼泊爾的政治局勢混亂有關,尤其是2006年時間的社會動盪,對我個人影響十分深刻。在一年內,我們學校就有三位員工辭職,並且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學校的男女僧眾,還有修持佛法的在家眾都會避免參與政治。當時發覺到學校內部有狀況時,我就召喚學校所有人到我的辦公室,詢問他們為何沒有參與,有一位回答道:「我也不曉得,只是覺得仁波切可能不會喜歡我們這樣做。」

有一天,在放學前,我接到八通訊息,而且是從學校各個不同的地點、由不同的老師和員工打給我的。連續幾個禮拜,校園安全遭受威脅,導致老師和不住校的學生們心生恐懼,無法回家。說實話,當時我真的生氣了。我憤怒地立即跑到街道上,並發現校門口有一堆人,大約有六個吧?我沒有進入學校;校門和門上的小窗口都是關起來的。學校緊閉門窗,避免這些人進入將校園砸爛。當時,我想說,就跟他們一起搗亂吧。於是我走上前,開始用日語和他們對話。聊了幾分鐘,我發現這群人的領袖蒙著面,只露出部分面孔。我心想他這麼做,應該是因為怕我認出他吧。又過了幾分鐘,他說道:「我知道妳是誰。妳根本不是日本人,妳是加拿大人,我進過妳的辦公室。」他們徹底清楚學校的狀況,因為資訊是由學校裡面的人所提供的。他們會來這裡,也是因為學校的一些老師和員工,打電話叫他們來的。我馬上回他:「你們到底想要什麼?你們一定是有所求才來的。」接著,他開始很溫柔的說道:「我們知道你們的員工有所不滿,所以我們只是來幫助你們。我們是為了幫助你的員工而來。」我聽到後怒上心頭,回覆道:「你以為我的腦袋裝的是空氣嗎?」旁邊的路人都一一繞道而行,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什麼狀況;這種情形發生在尼泊爾的各地——有人趁火打劫、到處勒索錢財,引發內鬨爭權。接著,我用尼泊爾話高喊:「這些人是強盜土匪!他們正在向我們要錢!」一旦尼泊爾語喊出口了,他們就像一群蟑螂一樣一哄而散。

有一個月,我們少了十二天可以上課的日子,因為外來的恐嚇實在太多了。但我們的學生很聰明,他們自己擔任老師為彼此上課。他們跟我說:「雪莉,我們不穿校服,這樣即便有人從外面看到的話,也不會知道我們在上課。我們也會安排一些學生在外面玩耍,這樣看起來就不像是有在上課的樣子。」我們的學生真的很聰明,也因為他們,學校得以繼續運作下去。

.

堪布丹傑:當時的校長是堪布確涅嗎?

雪莉:是的,所以也可以尋問他當時的情況,他十分了解內幕。雖然情況非常艱難,但跟他一起合作非常愉快。他跟喇嘛天津多傑很相像,對任何人事物都保持一顆善良的心,而這需要極強的自律。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時段是最大的挑戰,我甚至一度還考慮要離開。那時候我為自己畫了一條界線:如果我無法繼續為仁波切做事,我就該回去加拿大,因為有些工作還是能在加拿大進行。最後,我還是選擇留下來。


雪莉布萊爾
雪莉布萊爾

禪修看見自心

蔣揚:請問在經歷這些困境當下,是否有一個特別的教導,或是仁波切的開示,讓您能克服困難、堅持到底?

雪莉:修心的教導。在那些事情還未發生之前,仁波切曾問我,是否能讓學生們學習禪修。如果年紀小的學生問我,能不能參加禪修課程,不論他們的年紀有多小,如果我問他們:「你真的想學嗎?你覺得你有辦法禪修嗎?」他們依然表達學習的意願,我就會答應他們。我可以安排年紀稍長的學生坐在年幼同學的旁邊,為他們翻譯。禪修的課程,從止的禪修、觀呼吸開始,但年紀大一點的學生想要更深入的理解,我不記得我們邀請了誰,但的確請求了寺院的一位僧眾來教授《修心七要》。那時候上的那堂課,之於我非常受用。我心想,如果小朋友也能修持的話,那我一定也要嘗試看看。

.

蔣揚:是否有一段偈頌讓您特別有感觸呢?

雪莉:我立即想到的是鄔斯賓斯基系統(Ouspensky)的老師伊芙(Eve)說過的一個比喻。之前,我有提到她的根本上師是第16世大寶法王。她教導的方式非常精準仔細。她說過:「我們最難放得下的,就是我們的痛苦。」有一次,她將痛苦比喻為一件髒T恤或內衣;這段話當下入心,畫面浮現在我腦海中。我發自內心感到「這就是事實」。此外,我反覆看的書籍也都跟修心的教導有關。

.

蔣揚:所以您指的是,我們要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放下痛苦的,是嗎?

雪莉:比較像是我們要剝開緊握著痛苦的那雙手!(笑)沒錯,因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對方的經歷、意願、甚至是想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那些毛派份子是刻意在造成傷害。我真的無法理解……我不會解釋。

.

蔣揚:是無法對他們生起同理心、無法理解他們的觀點嗎?

雪莉:對。我不理解為什麼他們明明知道自己在造成傷害,但還是繼續照做。我覺得這與他們的思想主義是兩回事;在內戰發生後的第二年,我閱讀了他們的宣言,裡面共有四十點。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像是去除種姓歧視等倡議,這本來該然。我記不起全部的內容,但我覺得這些宣言會讓社會進步。


對仁波切生起信心

蔣揚:您認為每一位SMD學生都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質?在學習過程中,如果有一堂課是他們必學的,您覺得應該是什麼?

雪莉:我希望他們能在心中對仁波切生起信心。我要求的是他們能夠保持仁波切的理念、記得仁波切努力在守護的價值。對他們來說,對仁波切有信心真的非常重要。當他們去了國外,唯有這個信念才能保護他們。就像那洛巴尊者所說的,如果佛法能在心中深深的烙印,這就保障。但我沒有資格要求他們要有信心,我只是希望而已。我要求的,是他們要銘記仁波切的理念,要守護他們的語言、文化,以及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我也要他們心存感激,而這點他們有做到。這麼多年來,我對何謂「感恩」,做了許多思考。國外的學校存在很多問題,像是霸凌等等,而我們在國外的學生就讀的是貴族學校,所以有可能會因為貧富而產生的分歧。那裡的很多老師跟行政人員都會問我:「雪莉,妳還有沒有更多這種學生啊?」我都會回答:「有,我們有幾百位這種學生。你們那裡還有位子嗎?」我想他們指的是,我們的學生對他們的學生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都是因為我們的學生很善良。如同噶舉傳承的教言「修一切大恩」,我們的學生對任何人事物都心存感恩。他們尊重長者,而且非常勤勞。有時候,年紀較小的學生會說:「我沒有什麼能拿來報答仁波切的,但我會儘量努力。」我覺得這些都代表著他們是有信心的,也因此讓他們與眾不同。


專注於心教,必有所成

蔣揚:您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雪莉:如果可以的話,請將www.himalayanchildren.org這個網站放在報導裡,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尋求贊助者。自從疫情發生以來,因為世界經濟受到影響,我們失去了一些支持者和贊助者,但也有許多人依然持續提供協助。因為他們的幫助,我們能夠持續支付員工薪水;在許多人喪失工作、沒有糧食吃的時候,我們依然能夠繼續運作。因此,我和學校員工們都非常感激我們的贊助者。學校在降薪時,最低也只有降到70%,而我們藉由分發食糧作為補償。對於沒有田地能夠耕種的尼泊爾人來說,疫情帶來的打擊尤為劇烈;我們自從疫情開始後就在波達(Boudha)分發糧食,對此我感到很自豪。糧食的經費是由Global Dental Relief所資助,這個團隊平常一年會來尼泊爾三次,提供免費牙醫治療,而通常其中的一次會是在舉辦瑪尼法會(Mani Drupchen)的時候。這次他們無法親自前來提供醫療服務,所以他們決定用捐款的方式,幫助他們在波達照顧的孩童,提供他們糧食。另外一個來自瑞士的贊助者,幫助我們去年在新圖巴爾恰克(Sindhupalchok)、樽區(Tsum)、努日(Nubri)地區,提供四千位居民糧食。

我想再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SMD是一所實驗學校。仁波切在創立學校時,當時只有在家眾,而接著在寺院的學生也開始來上學。後來,尼院獲得了一輛校車,所以尼眾也開始來上學。仁波切做了一些創新的改變,其中一個就是在家眾和出家眾都獲得了兩種教育——世俗的教育和佛學的教育。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喇嘛這麼做過。除了學生之外,我們的教職當中也有男女僧眾。

從我剛開始在學校工作後,就觀察到學生們每天都會共修觀音法會。我不懂藏文,所以並不理解法會內容,但身為一個老師,我會觀察學生的理解能力,所以我就問了他們:「觀音菩薩是什麼顏色?」他們每個人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我。我稱這個表情為「貓頭鷹臉」——雙眼睜得大大的、緊閉嘴巴。我又問道:「觀世音菩薩有幾隻手臂呢?」他們還是一無臉茫然。我那時完全愣住了,原來他們一直就只是嘴裡念念有詞而已。那時候仁波切比較常在寺院,所以我跑過去,說道:「仁波切,我能把鸚鵡教得比他們還會唸經。」仁波切回答道:「我會遣派僧眾用藏語和尼泊爾語教導佛法,這樣一來大家都能夠理解。」

我是直到堪布確涅來當校長以後才了解到,這群學生有多麼的幸運。有時候堪布會來我們的禪修課,有一次他對學生們說到他們有多麼幸運。當下我心想:「對啊,的確是很幸運」。接著他又說道:「你們知道嗎?在寺院或是尼院,可能必須要等到差不多二十歲的時候才能學到這些啊!」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我一直以為在寺院裡,大家都會學到這些內容。後來,除了觀音的修持,仁波切也加上了藥師佛的修持,在我們學校的僧眾旺秋惹澄(Wangchuk Rabten)的教導下,學生們學會了如何修法,也學會結手印和吹奏樂器。仁波切前來觀看學生們修法的時候,坐在大殿裡,看著看著,笑容變得越來越大。後來,仁波切還指示學生們要修持白度母。平日正常上課時,這三種修持都會輪流交替,而僧眾們因為跟隨的是寺院的日程表,所以我們在下午三點也會舉行瑪哈嘎拉法會。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以我粗略的觀察,現在年輕一輩的上師,像是明就仁波切也在跟隨創古仁波切的步伐,對教育生起很大的興趣。

就像尊者達賴喇嘛所說的:「教育,若不包括心的教育,效益並不會很大。」尊者也說道:「我祈願有一天,正規教育會更重視心的教育,教導學生慈愛、悲憫、正義、寬恕、正念、容忍,以及如何和平相處。從幼稚園、國中直至大學,這種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我所指的是對於社會、情感,以及道德的教育。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在全世界推動心的教育。」


教育與醫療為改善生命添翼

最後,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我已經75歲了,將逐漸卸下目前在學校的職位,將學校營運交給非常有才能的校長汪秋天津管理。目前,我專注在籌募資金和獎學金。我計畫將來要返回加拿大,畢竟那裡有社會化醫療制度。

我相信,教育能夠改變生命,還有山區人民資源上的缺乏,這是SMD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在未來,為了提供更大的協助,我們派出的學生必須擁有學士學位和尼泊爾政府官方認證的正式培訓老師(意即需要完成11、12年級,加上4年的大學學程)。目前,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提供SMD高年級的學生住宿。目前學校因尼泊爾疫情正處於關閉狀態,不允許進出學校。以現在來看(2021年12月28日),我們有5位學生急需住宿的地方,直到他們能順利完成醫療助理的學程。

創古仁波切對SMD學生的期許,是希望他們能朝醫療或教育發展。我認為只要建設好醫療設備,教育資源也能隨之進入,所以從2012年起,SMD的運作方式就是將畢業生送到高海拔地區教書;立(Lhi)、夏喇(Shyala)村落以及幾所寺院,我相信這種方式是非常有幫助的。如果在山區有空間能用來進行學前教育,我們便會分配畢業生前往那裡,提供村落的小孩們學前教育。

後續我也會提供幾則SMD學生在山區教書、提供醫療資源的故事(*詳見〈千山不獨行〉),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們正在做的,並對贊助支援醫療和教育產生興趣。謝謝大家。


SMD
SMD

雪莉布萊爾

雪莉布萊爾(Shirley Blair)

(SMD董事長)

身為學校總監,雪莉與學校校長一同營運學校的所有事務,主要工作包括:監督、指導學校的學生和員工,以及管理校園。此外,雪莉也負責募款及募集物資,並且負責教師培訓和招募義工。

她每天的例行工作有:維持學校與社區、捐款者以及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撰寫學校網站、臉書和印刷品的內容;製作投影片、撰寫提案以及對公眾演講。由於SMD的學校資金,來自海外26個不同國家,她也必須前往各地募款、安排獎學金。其他工作還包括協調法律上的事務、撰寫管理計畫、職缺招聘,以及管理各式合約。輔導與心理諮詢也隸屬於學校總監的工作範疇。而目前學生的衛生、營養以及健康,則由學校的保健室負責,學生身體健康管理非常完善。

除此之外,雪莉也負責管理 Senior Programme——協助十年級畢業生延續他們的學業。這些學生,無論是否留在尼泊爾升學,還是到海外就讀,雪莉都會一一諮詢。他們的家人無法提供協助,老師們也不認為幫學生做好出國準備屬於自己的工作範圍內,但對於雪莉而言,協助填寫獎學金申請書,幫學生申請簽證,是她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Thrangu Dharmakara 2023